新《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目錄》經歷了一個月的過渡期后于8月23日正式開始施行。 

    聯系7月1日出口退稅政策的重大變革，這兩項政策的出臺前后相距不過月余，卻涉及面廣、影響力大。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專家認為，居高不下的貿易順差是此次政策出臺的直接原因。那么，這一政策對于相關企業、調控順差將影響幾何？ 

    政策震蕩明顯 

    盡管新政剛剛開始實施，但在中國加工貿易最發達的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不少企業都感到了緊縮政策的壓力，特別是保證金臺賬制度的收緊。 

    據企業方面初步估算，由此帶來的出口成本將可能上升30%左右。僅紡織服裝、鞋帽、箱包等輕紡行業的加工貿易企業需要繳納的保證金就達到200億元。 

    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面臨資金壓力的企業較為普遍，比如，據調查僅蘇州地區就有650多家企業受到影響；而香港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發布的題為《內地加工貿易政策對香港的影響》的報告指出，目前在珠三角投資的5.75萬家香港廠家中，預計將有超過1萬家港企可能因此停產或收縮。 

    而這些被限制的行業，往往產品同質性強，生產工藝成熟，產能擴張容易，市場競爭非常激烈。成本的增加將使這些本已利潤微薄的行業盈利水平進一步下降，經營空間、產業鏈條都將受到很大擠壓，特別是以中小企業為最。 

    不僅如此，由于加工貿易直接從業人員在3000萬～4000萬人，約占我國第二產業就業人數的20%；而相關配套產業就業人數為5000萬～6000萬人。因此，也有觀點擔心若企業因之倒閉或轉移，那么，勞動力就業形勢也將更為嚴峻。 

    在過渡期內，政策調整也引發一些港資、臺資的反彈。我國加工貿易出口額中，外資貢獻超過50%，其中，港、臺資本占據絕大多數。在去年9月加工貿易政策調整后已有不少港企、臺企受到影響，此番新措施更是引發企業層面的緊張憂慮，并通過“陳情”方式加以表達。 

    談及影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副部長隆國強分析說，對于那些產品被列入目錄里的企業來說，新措施的確是一個很直接的外部沖擊。而中央層面對于相關政策的出臺也持謹慎態度，想辦法緩解沖擊，如設過渡期、提前政策吹風、與企業尤其是港臺企業進行溝通等，力圖使企業能適應變化。 

    在商務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看來，此次的影響尚沒有7月初出口退稅調整時的影響大，不僅受限商品種類少于出口退稅調整，而且，保證金從空轉變為實轉，力度還算溫和，再加之還保留了出口加工區和保稅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和中西部地區兩個“特殊”區域。 

    從企業層面來看，盡管成本壓力大，但仍有辦法可化解或緩解。8月中旬，隆國強從廣州調研回京，他分析說，企業可采取這樣幾種辦法：一是，與供貨商商量分擔成本，壓低原材料采購的成本；二是，通過改善資產管理方式、物流管理方式等降低自身成本；三是，通過創新、研發新產品來提高產品附加值；四是，與進口商協調分擔損失。 

    “當然，也存在個別企業，既沒有談判議價能力，也不能有效改善自身管理，那么，其退出出口行業是市場優勝劣汰的結果，而這樣的企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隆國強認為，短期內緊縮政策可能會對相關企業形成一定的沖擊；中期來看，因為在國際市場中，對中國企業不少商品仍有定價權，通過提高出口價格，這部分出口還會繼續保持；而從長期來看，這一政策則是利大于弊，加工貿易成本升高將擠壓高耗低效、粗放型、勞動密集型、產業鏈低端的企業，導致行業內企業的重新“洗牌”，加速加工貿易產業的升級和結構調整。 

    過多順差仍難以短期內消除 

    此番調整，對于降低貿易順差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呢？ 

    據海關統計，今年1～7月，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為11720億美元，同比增長24.4%。而受出口結構升級和貿易伙伴國需求強勁的影響，出口增速并未因7月初出口退稅政策調整而出現下滑，7月出口增速比上月加快7.1個百分點。前7個月貿易順差達到1368.2億美元。 

    在采訪中，研究者們認為，中國的順差并不是短期內可以消除的。 

    匯豐銀行提出報告認為，順差擴大是中國經濟結構必然結果。2億多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巨大的中國勞務輸出必須在全球產業鏈條上解決，必然導致中國出口拉動型經濟的增長模式，這也正是中國宏觀經濟之所以維持高增長低通脹的支柱，而在歷史上德國、日本、韓國等都曾經歷過“高外匯儲備，高順差”的工業化階段。對于這樣的內生經濟結構來說，采取行政措施調控順差作用不大。 

    隆國強從全球分工格局變化的大背景著手對《瞭望》新聞周刊分析說，中國現階段存在的貿易順差，其實是全球產業轉移的結果。具體來看，因為我國的加工貿易所需來料大多來自于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國，而出口則主要集中于歐美市場。日本、韓國、東盟、臺灣等周邊國家和地區，是我國逆差的長期來源，而隨著投資帶動下的貿易轉移，這些國家或地區將大量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大陸，同時也將其對歐美市場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中國大陸。如此一來，中國作為一個最終產品的組裝地，就表現為我國對周邊國家或地區的貿易逆差在加劇，而對于歐美等國的順差也在不斷加劇。因此，中國的貿易順差還會繼續存在。 

    在長期從事外經貿研究的馬宇看來，當前外貿順差的后勁來自于我國外貿的國際競爭力，順差的出現也是全球國際化分工的體現，這一格局不僅僅對中國有利。而簡單地把貿易順差造成的問題推給中國外貿，是不可取的。同樣，不加分析地、刻意地控制所謂的外貿順差，不僅會傷害自身，對整個國際化分工的全球貿易格局也是有損無益的。因此，他認為，最好的做法，一是順應市場，讓市場的力量來平衡技術和貿易的落差；二是讓潛在的進口能量釋放出來；三是推出有利于市場發展需要的措施，讓外貿健康發展。 

    而商務部有關官員也認為，外貿順差不是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因此也不該是宏觀調控的首要問題。而貿易平衡則需以調結構、促進口的方式來實現。據悉，有關鼓勵進口的金融政策已在醞釀之中。 

    推動結構調整是關鍵 

    “加工貿易政策調整體現出高層的兩個考慮，一是希望在減順差方面有所成效，另一方面也貫穿著國家結構優化、升級的長期思路”，隆國強認為，這次調整更多的表現出旨在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結構性調整的政策意圖。 

    1981～2006年間，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從25億美元上升到8319億美元，增長332倍，在中國大陸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從5.7%提高到了48.6%。在今年前7個月里，加工貿易進出口就達5238.3億美元，占全國外貿進出口總額比重為45%。 

    同時，加工貿易業成為我國企業參與國際分工的重要渠道，推動我國外貿實現了從以初級產品為主向制成品為主的出口結構的轉變，在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拉動就業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拉動作用。 

    “加工貿易，是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找到的一條推進工業化的捷徑。我們抓住了全球產業轉移的機遇，用加工貿易的這種方式贏得了在全球產業轉移中的優勢，也取得了超乎預期的作用”，談及此，隆國強這樣評價。 

    盡管加工貿易總體上是健康的，但研究者們也坦言承認加工貿易仍存在不足和問題：其一，我國加工貿易仍處在國際產業價值鏈低端，國內采購率低，加工鏈條短，技術含量和增加值較低；其二，我國加工貿易仍主要由外商投資企業主導，內資企業融入比較困難、參與機會少，獲得技術困難，主要的市場、營銷渠道都掌握在外方手中；其三，加工貿易區域發展不平衡；其四，加工貿易準入門檻偏低，有些項目的土地、能源、資源占用、消耗較大，環境污染較重等。 

    正因如此，從2003年起，中央政府就開始增補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在2006年1月、11月和今年4月，政府就曾3次增補加工貿易禁止目錄，商務部在今年4月表示今后將視情況每年更新加工貿易禁止目錄。而此次緊縮政策出臺后，商務部機電和科技產業司司長王琴華透露，年內國家可能還將根據宏觀調控和國內外市場變化，以及產業政策的要求，對加工貿易禁止類和限制類目錄進行調整。 

    對此，研究者們都更為看重其對于結構調整的推動作用。 

    梅新育認為，與其說此舉是旨在壓縮貿易順差的總量政策，不如說其旨在優化外貿結構的政策。這從新一批限制類商品全部屬于我國產能過剩的塑料原料及制品、紡織、五金、家具等行業，就可看出。 

    而且，此次調整還采取了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政策：一方面東部地區新設立的外貿企業，不予批準限制類商品加工貿易業務；而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A類和B類加工貿易企業繼續實行銀行保證金臺賬空轉管理。可見，該政策力圖引導加工貿易向中西部梯度轉移。 

    其實，近年來由于受到土地、能源、資源、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影響，再加上環境等方面的限制，珠三角、長三角的制造業已經開始了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轉型。不少東部沿海地區的加工貿易產業，特別是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尋求轉移。而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的加工貿易卻發展滯后，2006年中西部地區加工貿易出口額僅占全國的2.6%。 

    然而，在實際的轉移過程中，不少東部企業卻寧可承受壓力，也不愿離開長三角、珠三角。這是因為，東部地區有著良好的產業基礎和配套企業，而中西部地區受產業配套、運輸成本、物流效率、營商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尚未具備承接轉移的條件，也難形成東中西地區之間有效的傳遞和轉移機制。而且，受調整影響最大的多為中小企業，缺乏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能力。 

    可見，無論從商品結構調整，還是從區域結構調整來說，要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尚有距離。“加工貿易是適應全球化、全球產業價值鏈形成是一種必然的形式。在可預見的未來，政府不應該也不會取消加工貿易，而促進其升級轉型仍將任重道遠”，隆國強這樣告訴《瞭望》新聞周刊。